第十六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暨2022扬州股权投资峰会召开!

时间:2022/08/07 14:39:21用益信托网

2022年8月2-4日,由清科创业、我们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暨2022扬州股权投资峰会在扬州召开。现场汇集知名优秀FOFs、政府引导基金、险资、富有家族、VC/PE机构等200+优质LP和万亿级可投资本,分享中国LP市场最新动态,共探新经济下的股权投资之路。


峰会现场,海松资本创始人、CEO、管理合伙人陈立光,前海股权投资基金(有限合伙)执行合伙人、前海方舟董事、总裁陈文正,成为资本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,红杉中国合伙人浦晓燕,以《2022,股权投资:变化与进化》为主题进行了圆桌讨论,由德弘资本董事总经理王玮主持。


精华观点:


1、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:GP头部集中的态势实际上在进一步加强,那么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GP离场?


2、当下GP的一个重大变化,即是很多产业背景机构大举进入。


3、过去几年,中国创投行业一个关键词是“内卷”,某种程度上带来估值泡沫。


4、今后的十年,甚至二十年肯定还会是硬核科技发展的时代。


5、对于我们来说,投资绝不是一场简单的狩猎,而更像是一场共同成长的播种。


6、专业的机构投资,都会有制约与平衡的理念,且必须建立纠错机制。


7、如今回过头研究此前国家的战略布局,会有一个深刻体会:实际上国家战略给投资机构提供了很多的机会,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朝这个方向思考。


8、如果整个行业的收益在不断走低,那这个行业还能不能吸引到新LP群体进入?这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个事情。


以下为圆桌讨论实录:


王玮:我的心情非常激动,因为今天台上的各位都是老朋友和偶像。今天圆桌的主题是变化和进化,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注脚。实际上,当前大的格局、大的宏观环境,对在座的所有GP和LP们都会有深刻的影响。


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各位谈一谈,在目前的环境下,从未来的宏观趋势或是其它角度来看,我们应该做一些怎样的思考?


我想先请李世默总说一说,因为我是他的粉丝。此前我从一个视频认识了他,并把这个视频发给了无数人。我内心非常认同这个视频的观点,他能够把中国的治理,中国的系统性优势,在一个海外的语境下讲得非常清晰。请李总给我们讲一讲当前的看法。


今年,VC/PE发生了什么


李世默:我做VC 20多年,主要是投新经济。从宏观的角度来讲,中国的新经济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上。我们通常把当代人民共和国的历史,分为前后30年。一个30年是建国后30年,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30年。我把中国经济也分为前后20年,一个是2000年到2020年,在座的各位都经历了,而我们现在是新的20年的开始。


这两个20年有什么不同?一个20年,新经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,主要是消费、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,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互联网之一。当时科技创新的水平并不高,科技含量也不太高,我们用的二维码,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。没有什么真正的技术创新,大部分是商业模式创新,即怎么做一件事。其实这个20年,我把它叫做资本杠杆国家阶段,因为二级、三级和四级城市是国家建的,路是国家建的,社会稳定和社会增加也是国家在推动的,我们这些投资人、创业者搭上了时代的电梯。


新20年根本的不同在于,核心的技术创新需要跟上。核心技术里面有很多新的投资机会,其中最大的投资机会是科技赋能产能。全世界的产能几乎都在中国,如纺织业、五金业等90%的产能在中国,但是我们的供应链、制造业,相对来说技术环节还是比较落后。


我认为,产能的场景在哪里,科技的发展就会在哪里。我们最近看了一些投资机会,包含应用在制造业过程中的视觉采集技术。以前日本、德国的公司在这方面是最先进,因为几十年前高端制造业就是在德国和日本,但是现在这些企业技术停滞不前,因为新的场景都在中国,这对我们投资人而言带来了巨大的机会。所以我觉得今后20年的大势是硬科技、TO B和科技赋能产业。


王玮:陈立光总,您也是由企业家进入到投资行业,过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,应该受益颇多。现在进入到产业升级的阶段,您有什么样的观察,看到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?


陈立光:首先感谢清科的邀请,很荣幸能跟几位顶尖的同行切磋行业发展趋势。我个人原先是在硅谷工作,主要在甲骨文公司,2005年回国开始创业,见证了中国近20年经济和股权投资的快速发展。从2000年到现在,我们看到中间前15年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,2015年以后进入到新阶段,我们内部称之为投资的新时代或者2.0版本。从长远来看,我完全认同刚才李总说的观点,今后的十年,甚至二十年肯定还会是硬核科技发展的时代。


从我个人而言,以前做企业,现在做投资,真正感受到当下经济大环境下的压力,以及投资圈的巨变。比如现在不少投资人,或者创业者都跑到新加坡。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,原本能够在亚洲地区真正起到资本桥头堡作用的香港,现在要直面新加坡的竞争。另外我在美国也投了一些GP,他们的多数业绩比要我们这边好很多。所以下一步发展硬核科技的同时,也不得不严肃地思考我们未来的挑战。


一个很浅显的例子,中国那么多优秀的公司,比如阿里、腾讯以及一众中概股企业,这两年股票大跌,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,也让很多国际投资者困惑、也很受伤。另一方面,科技投资也很内卷,很多原来投互联网、投消费的机构开始投科技,大家都希望投到优秀的科技企业。在如今的宏观形势下,资本是不是能够支持更多优秀的企业走出来?我们一直在不停探索。投资人的角度来说,我还是高度看好国家未来的发展,继续重仓中国。


王玮:分享一个我的观点。我做投资15年,做的是并购类项目,从KRR那时开始,个人曾经生活在一个非常差异化的环境下——一边看着中国创投与中国成长存在的火热机会;另外一方面则是美国GDP增长仅2到3个点,日本30年没有增长。尽管处在这样的环境下,还是有很多的投资机会被创造出来。


有时候,我们自己也在思考,是不是做并购的时代越来越近了?是不是做长期重仓投资,创造真正的企业价值的时代到了?这里想跟陈总请教一下,您也是投资行业的老兵,想听听您的看法。


陈文正:我其实还是人民币基金背景,从国内本土创投开始诞生的时候就做了这一行。刚才您讲到了投资方向的问题,我回想刚开始做创投的时候,人民币基金的投资标的很多都是简单的配套,并不做终端产品,例如做一个钣金,做一个注塑,做一个连接件,因为那时的产业发展阶段就处在这样的水平。


后来国内的中小板、创业板,推动了一大批这一类企业上市,所以在长三角、珠三角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公司,从原来简单的做配套,做一个中间件,到走向OEM、ODM模式,让我们发展成了制造大国。


现在有了科创板后,国内开始出现替代跟随产品的投资机会,包括我们投的半导体、生物医药、软件相关企业。国内已经从简单做产品,发展到到现在要有自己的工具。从投资标的方向来看,我们已经到了替代、跟随的阶段,涉及信创产品、卡脖子产品,以及有全球优势的产品,如光伏、动力电池,有些也在布局下一步超越的产品。这也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去抢教授,抢科研院所的成果。


今天清科倪总提到的退出情况,我有一点感慨,就是苏州和深圳。上半年苏州的上市退出比深圳多,苏州上科创板的公司比深圳多。这说明在过去10多年当中,两个城市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,现在苏州有不少半导体、生物医药的企业。当年我们看过很多半导体、生物医药、软件这类企业,有的投过但失败了,有的看过但没敢投。现在幸存下来的,都是近些年由于国际竞争带来的市场机会,从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。


所以我们未来要从做一件产品,变为把对方控制我们做产品的工具,自己造出来。通俗地说,人家有的东西,我们没有的,自己要做出来;人家有的,不给我们的,自己要做出来;人家有的,我们不敢用的,自己也要做出来,这是未来的投资机会所在。


尽早布局,就需要投资机构去播种,做天使投资。现在大量的投资机构,都在做一些天使阶段的布局,对一些处在萌芽状态的企业进行投资。早期创投行业的发展,早前是因为退出政策环境的驱动,现在或将真正变成由产业驱动。


王玮:追问一个问题。您提到的策略包括国产替代,要从无到有,要实现弯道超车。而我作为一个GP,我认为GP最终的职业责任是要为LP创造价值,当然LP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诉求。我想请教一下陈总,您站在LP的角度,在新的环境下对于回报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?与以前相比是否有变化?


陈文正:我们既是LP,又是GP。我觉得创投行业终极目标是要有回报,没有好的回报你就不可能持续发展。


刚才大家讲到的投资方向,实际上也是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,所认同的方向。为何我们当年投的一些东西失败了,比如说半导体。十多年前,很多团队从美国回来做半导体,不乏思科、高通、博通等公司的背景人才。他们把产品做出来了,国内大公司却连试的机会都不给,那如何改进迭代升级,如何实现收入利润?他们把TO C的消费级产品做出来了,竞争对手马上降价,没有国产化的要求,就没有市场竞争力。


在那种情形下,大家投的半导体企业不可能得到回报。而得不到回报,结果是企业没有后续融资、没有收入利润,团队也留不住,公司最后消失了。苦苦挣扎幸存下来的,赶上了国际竞争这一波,因为有了市场得以发展。再加上国家政策及科创板支持,这些公司得以走向资本市场。我们看到较早走到科创板的,尤其是半导体、芯片,还有生物医药企业,都是在那个年代苦苦熬下来的,观察他们销售收入会发现,实现快速增长就是在这几年。


还有一个数据,就是在退出里,谁投资获得回报时间最快?我们会发现,哈勃投资、中芯聚源获得回报时间不到两年,投进去就IPO了。谁的时间最长?元禾六年多时间,达晨大概五年时间,还有深创投大概将近四年。为什么哈勃投了就能很快上市,因为他们给了很多的市场资源,让被投企业发展起来了。


所以我觉得GP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,即很多产业背景的机构进入,提供产业链资源。未来几年,我们可能会在退出榜上看到,排在前面的是比亚迪、宁德时代等,会发现他们被投企业上市的数量很多,且获得回报时间很短。因为他们所处产业的高速发展,带出产业链很多投资机会。所以我认为,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做布局,要契合当时的国际环境,以及国内的发展环境。


此外,在可预见的未来,对整个国计民生发展影响巨大的产品,也要自主可控。我们投了一个做存储的企业,理论上这种产品不复杂,但关键的是,公司主要做信创市场,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崛起了。如果我们的投资方向和资本市场、国家政策能够契合,应该能做到既有比较好的回报,又符合产业政策。


王玮:接下来问一下浦总,也是圆桌嘉宾里唯一的女性,并且红杉中国刚刚募集90亿美元基金。站在头部基金的角度,请您谈一谈当今大的变局下你们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机会以及变化?


浦晓燕:首先从投资策略和方向上来看,如果跟美国的同行比较,可以看出两国投资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一个“分叉”的状态。美国的投资主要是趋软向虚,包括Web3.0、企业应用服务等等,而中国的投资则是沿着国家产业政策进行布局,并且越来越趋硬向实。


另外,布局和培育早期的投资能力已经成为行业共识,甚至“投早、投小、投科技”已经成为了衡量创投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。过去几年,创投行业一个关键词就是“内卷”。竞争带来了比较高的估值泡沫,所以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,包括成长期的投资机构,在过去两三年也在越来越往早期走。红杉中国本来就是一家根植于早期的创投机构,而在过去的五年里,我们又进一步确定了,一定要夯实红杉在早期阶段的核心竞争优势,投早、投小、投科技;更早、更实、更创新。我们认为这不仅可以很好的避免估值泡沫,也可以帮助机构在增长期以及扩张期获得更有利的竞争身位。


如果看创投行业格局的变化,其实大部分是从美元基金开始的,但从2007年、2008年起,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、发行制度的变化等,人民币市场迎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期。尤其在过去几年,人民币产品开始具备了更多的竞争优势。


首先就是人民币基金变得更加具有创新性,在投资领域上已经较此前以消费、传统制造业等为主的特点发生了较大变化;其次在产品形态上,也与美元基金更加接近,例如基金的存续期限变得更长。所以今天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投资机会,包括创业者对人民币基金的拥抱程度,都在急速上升。我觉得对于在座的GP而言,如果希望沿着国家产业政策方向布局获得更多投资机会,未来人民币基金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。


我还有另外一个观察,在座的大家可以一起思考。清科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概述里有一个数据:2022年上半年,中基协新登记股权类基金管理人379家,而同期注销数量达到561家。我们可以看到,GP头部集中的态势实际上在进一步加强,那么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GP离场?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收缩的周期?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
从全球来看,中国GP的数量是美国同行的几倍。这个数据背后,其实是一些金融机构的功能不同,比如中国的商业银行某些功能是缺位的,造成了中国成长期基金的繁荣,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繁荣。但总体来说,现在也许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: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、能懂创业者或者对所投行业的具备深刻认知的、有耐心的GP,那未来的生存空间也许真的会打上一个问号。


已经有一些GP正慢慢被淘汰 未来谁会活得更好?


王玮:关于行业淘汰的问题,想请教一下李世默总的意见。您在20年前就做投资,在1997、1998年经历了中国和美国的变化,所创立的机构也是一个美元基金。放眼未来,谁会活下去,谁会活得更好?


李世默:在新的环境里面,我觉得对投资机构的要求越来越高,既有好处,也有坏处。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投资方向,包括芯片、供应链改造、智能制造等,投资人必须真懂才行。大家以前都在投TO C、消费互联网,其中有一个特点是,每个人都是专家,找到一个投资项目上投决会,每个人都可以挑战你。


我们这五年投的TO B方向,是跟制造业、芯片有关,投资人如果不懂,连问题都问不出来。所以现在对投资行业的要求提高了,不是人人都能做。但是如果投资人做得好,机构的壁垒会高很多。我也同意要投早,原因是什么?过去二十年,投资PC互联网是赢者通吃的局面,尽管要烧很多的钱,但只要投对了,回报很大。


但是TO B方向创业并不会烧那么多钱,有的公司做了两三年,发展好的话,根本不需要钱,所以你得投得早。TO B平台有很多机会,可以投到F轮,说不定投F轮的回报和风险比起来,比投A、B轮还要高。


王玮:所以总结而言,越专业的机构将会越好。GP投资人的天职是为LP创造价值,在变化的环境下,创造价值的含义也在进化。无论是GP还是LP,都需要创造回报、为被投企业赋能、为国家产业升级助力,从而推动企业与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陈总,在大浪淘沙之下,您是不是看到已经有一些GP正慢慢被淘汰?


陈文正:我们也算LP,投了一些GP,其中有的也要被淘汰。现在的变化,一方面是在投资方向上有变化,要专业化。另外,我觉得还跟LP结构的变化有关,所以对投资机构而言,要适应这种变化。


以深创投举例,他们在几年之前是不需要募资团队的。因为他们是一个公司制的集团,再加上很多像这种地域性的机构、基金,是有国家级的机构进行加持的。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,创投机构面对地域和行业不同的发展阶段,也要有变化。


2007年我代表深创投到江苏的时候,在每个地级市寻找投资标的就可以,在苏州投,在常州投,都有好的项目,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回报。到了今天,光看重地域不行了,一定要地域和行业协调、协同、交互,所以我觉得机构专业性的提高一定要有。所以我们都在打造专业的团队,也有专业化的基金,例如智能互联、智能制造、大健康等。


另外就是要投早,投小。这个早与小不仅涉及到回报的问题,还关系到后面有没有“粮”吃的问题。比如红杉中国等规模大的机构,很多都在做天使投资,他们投的天使项目等到发展好的时候,其他机构想投可能就投不进去了。


再就是投后管理服务。原来我们投完,尤其退出了,就不怎么管企业了。现在我们的LP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很多主要的LP来源带有多重属性,不挣钱是一定不行的,但是光挣钱也是不够的。


以扬州举例,如果我们在扬州设一只基金,或者是跟政府合作,需要思考如何做到赋能扬州,如何对扬州经济发展做出贡献。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——返投。陈市长也提到了,提供一堆项目等待机构去挖,在存量当中,好的机构看到的项目,有可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不是很香,但如果你能够给他一些扶持,以及产业链赋能,可能马上就能发展起来,变成好的项目。


另外就是增量,一定要对以前你投过的发展起来的企业,产生影响力,影响它到新的投资地点。比如扬州是一个好地方,产业政策也很匹配,可以推动相关被投企业到扬州投资。所以现在对GP来讲,你对被投企业的影响力、服务能力,变成了很重要的因素。


我们也成立了两个小组,一个叫上市服务小组,因为上市相当于一个发展阶段的标志,基本上解决了企业的生死问题,解决了发展的问题。还有一个招商服务小组,就是研究各个地方的产业政策,由我们来匹配,为产业落地的地方服务。这不是简单的拉郎配,如果确确实实能做好,对大家都有帮助。因为企业总要发展,要物理空间,要新的市场,地方政府也希望有产业落地,那就能带来很好的对接。所以我们这一方面加强了很多的力量,思考怎样做好赋能服务。


浦晓燕:我认为作为GP自身,其实需要从组织结构上,来发生一些内生性的改变。五年前我们就意识到,尽管我们一直在做科技领域的创新投资,但实际上VC/PE行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、人工作业的一个行业。如果我们想真正做好科技投资,自己本身就要转型成为一个科技公司。


所以在五年前,我们就开始一步步转变,不再分为投前、投 中、投后,而是分为投资团队与赋能团队,将传统的投后赋能进化升级为投前至投后的全链条赋能。只有内生组织架构以及观念上发生变革,才能发生相应的人力资源结构上的变化。从人力配置上,目前我们投资团队与赋能团队的规模比例大概是1:2。


我们的赋能也形成了产品化和矩阵化。比如今年上半年,大家的投资速度都在下降,但其实也都在修炼内功。为了帮助被投企业更好渡过难关,我们做了Sequoia with u CEO陪伴计划,从政策趋势、领导力、流程变革,到团队激励、财务管理、业务效能,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。除了这样的人力与组织赋能之外,我们还搭建了初创赋能、品牌活动赋能、投资者管理与联合投资赋能、数字科技赋能、资本市场赋能等几大体系,通过各个职能模块携手为投资组合赋能。


此前,媒体经常形容优秀的投资人是“最佳捕手”,但当创投行业迭代演进至新阶段,其实更贴切的形容应该是“麦田守望者”。对于我们来说,投资绝不是一场简单的狩猎,而更像是一场共同成长的播种。我们愿意陪伴企业一起成长,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,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。这也让我们这个行业的作业模式,由简单进入到了更复杂的模式。


另外一个是来自于LP侧的观察。在与一些LP交流的时候,我们会问他们为什么要投红杉。其实LP不仅要看GP的团队以及track record怎么样,更要看GP有没有生态价值,有没有生态位上的优势。不管是在一个综合领域,还是一个垂直细分领域,或者是特定阶段,都要建立起综合生态位的价值。只有这样,才能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,并且可以更好的赋能被投企业。


王玮:其实我想问一个不一样的观点。在讲到募资时,陈总说基金为了不被淘汰,需要建立各自的特点与壁垒。在这种情况下,您对于自己机构管理的钱,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第三方,有一部分是自有的资金,在做投资决策和未来战略选择的时候,会有什么不一样?


陈立光:几位都提到现在投资进入了下半场。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,以前可能相对好投一些,现在的投资逻辑和当年比肯定不一样了。今天大家都说投硬核科技,脱实向虚,但是也很难。现在很多半导体企业、AI企业一上市以后,估值大幅下跌。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某AI公司,上市以后80%的市值都跌没了。


另外投资也存在估值泡沫,以及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。比如今天中国IC设计企业是4千多家,我认为80%都得死掉,其中不乏估值非常高的项目。从我们GP角度来看,投后管理或者赋能也很重要。我们内部有个说法,优秀的投资人,不仅要拿着望远镜看趋势和长远,同时还要经常拿着显微镜,将被投企业的内部管理,以及细分行业的变化放大来看。


专业的机构投资,都会有制约与平衡的理念,且必须建立纠错机制。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决策,每天都是如履薄冰,有些时候开枪可能会扣错扳机,这是不可避免的,我们得给予一定的包容,因为风险无处不在。做投资,我们只能跟风险共舞,既要控制好风险,要有化解风险的机制和手段,但不能为了风险控制而不敢决策,那会导致错过更多投资的机会。


每个赛道都有不同的投资逻辑,芯片半导体更多的是讲国产替代,比如拷贝国外的技术,或者在国外的技术基础上做小规模的迭代,产品市场主要针对国内。但在新能源领域不太一样,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市场,同时也是最大的新能源产品和技术输出国,比如宁德时代和隆基绿能,在各自领域里都是全球最大的龙头企业,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全的新能源产业链。简单总结,芯片半导体领域需要in China for China, 而新能源领域需要in China for global。


我自己是创业做企业出身,后来转型之初是做LP,这几年陆陆续续投了二十家左右的GP。海松资本是从2018年正式开始运营,今年是第五个年头,我们专注在硬核科技领域的投资,主要围绕着新能源、5G、半导体、先进制造、企业服务、生物医药等相关赛道进行投资。


我们没有红杉中国这么多年的品牌背书,而前海母基金本来就是政府支持,他们都是几千亿规模。我们只能靠自己,所以这些投资里面,我们自己是最大的LP。


我自己放了那么多钱在里面,这首先证明了自己的信心,信心很重要。尤其在目前的宏观大环境下,信心比黄金还值钱。我们正在计划募集新一期美元基金,国际投资者对目前的宏观形势很谨慎,不轻易出手。我跟这些国际投资者解释,我依旧看好中国,过往是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,今天不一样了,中国在科技创新、科技智造方面也一样有优势,同时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市场,我还是坚定看好中国。将来20年甚至30年以后回过头看,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可能都是暂时的,我自己愿意拿更多的钱放进去,这本身就是一个态度。


另外一点,由于自有资金的进入,我们会更加谨慎小心,为此也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严谨的投资流程和投后管理制度。最后一点,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,我们的决策也更快更灵活,也更敢于重仓。


GP的新挑战:财务回报VS产业效应


王玮:最后一个问题开放给大家。作为GP,我们的责任就是为LP创造价值,同时也肩负着产业链升级的责任。但有些事物是长远的利益,有些则需要用短期目光来看,这就产生了有关平衡的问题,想请教下大家的看法。


李世默:我觉得既要、又要、还要是一种动力,而不是一种阻力。比如说返投应该是一种机会,而不是一种负担。我回想了一下,我们公司可能是在VC行业里面最早投制造业的,从2004、2005年开始投,那时没有VC去投资,大家都在投虚拟经济。


我们当时投的不多,只投了三家,但后来都变成了规模巨大的公司。一家是常州的瑞声科技,一家是舜宇光学,还有一家在合肥叫阳光电源。我们投的时候,他们都是很早期的乡镇企业。这些公司的崛起,跟地方政府的战略布局不可分割,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。当时我们如果有返投的倒逼,也许可以投得更多。回过头研究此前国家的战略布局,实际上给投资机构提供了很多的机会,但是我们并没有朝这个方向思考。


陈文正:我觉得不是平衡的问题,这就是GP必须要做的事。首先,如果你做这件事,不能市场化运作,不能为LP创造回报,那就是不可持续的。因为即使完全是政府的资金,也是要有回报的,只不过回报的方式不一样。


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我认为现在政府也在进化,例如最早的返投,各地政府表示基金必须注册在当地,GP必须注册在当地,必须用这个基金在当地投超过多少比例。放在不同的地方,不同的GP有不同的想法。


2007、2008年的时候,我到苏州可以这么干,但我到扬州就不敢这么干,因为我不知道扬州有没有这么多好企业,能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来做这件事,投资家还是要依赖企业家。


现在政府也进化了,他们提的返投,我认为比较宽泛,包含招商引资。这种情况之下,就给基金管理人打开一个空间,我们到了一个地方,当地有存量项目,这样更好。如果有团队,我到当地找项目,满足我条件的,我投资,不满足我条件的,我不投资,我把原来投过好的企业,拉过来,在当地投资扩大产能的规模,有这个机会完成返投。


所以两边都需要进化,从而找到共同点:首先要保证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原则;其次,返投可通过你基金的其他资源的支持来完成;第三,政府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来匹配。我们设立一只基金,可能30、40%是当地的政府引导基金,另外60%、70%是其他投资人,后者是要求回报的,他对扬州并没有感情也不了解;如果说扬州政府引导基金这一块有收益了,我让度给投资人,可以弥补这种返投要求。所以我觉得从管理人的首要出发点而言,还是要坚持基金的市场化运作。


然后就是政府的进化。政府也在竞争,提供的政策不好,而别的城市的政策好,返投比例要求低,定的范围宽,GP可能就会选择其它城市。核心来讲,就是市场化加上政策,最后都能够取得平衡。


上午倪总也提到了收益率的分布,我觉得这是我们行业要思考的问题。如果整个行业的收益在不断走低,那我们需要分析这个行业的问题,能不能吸引到老百姓的钱,比如现在理财子公司、保险,这是未来的主要社会资本来源。理财子公司从刚兑,变成权益投资,能不能做配置到这个行业?能配置多少?什么时候配置?然后再细分,哪些GP是挣钱的,哪些是拖后腿的,做不好的,可能就会被淘汰。


王玮:今天时间很有限,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功课,写了很多的问题,没来得及问。再次感谢清科,给我们机会来做灵魂的拷问。我本人也感受大家非常积极,看到了场内和场外这么多人来参与活动。不管是GP还是LP,各类的投资人还是在思考,还是在上下求索,怎么顺应新时代的变化下,为我们的投资人创造价值,为我们的国家创造价值,怎么推动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。


也很感谢各位,今天花时间跟我们探讨这些问题,希望以后有机会,清科再邀请我们一起聊天。谢谢大家!



作者:
来源:投 资 界

责任编辑:q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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